与既有关于项目制研究不同的是，本书重点关注了项目落地过程中国家、基层政府和乡村社会三方面的复杂互动乃至博弈的过程，作者将这种博弈所形成的格局称为“分利秩序”。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试图阐述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呈现当前分利秩序之下基层治理机制及其形塑逻辑；二是从国家自主性的高度审视基层分利秩序。

与既有关于项目制研究不同的是，本书重点关注了项目落地过程中国家、基层政府和乡村社会三方面的复杂互动乃至博弈的过程，作者将这种博弈所形成的格局称为“分利秩序”。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试图阐述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呈现当前分利秩序之下基层治理机制及其形塑逻辑；二是从国家自主性的高度审视基层分利秩序。

本书研究了清代基层的“会”组织与中国传统乡村秩序之间关系。作者充分利用《徽州文书》《徽州合同文书汇编》中的契约文书，结合地方志、族谱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祭祖的“祀会”、祀神的“神会”、筑路修桥的“路桥会”、应对科举的“文会”、资金融通的“钱会”等五种最常见的“会”，勾勒了“会”参与社会生活的样态，展现了“会”在乡村生活中的立体影像，揭示了清代的“会”与乡村秩序的关系。 清代乡村，存在许多会社组织，常称为“会”。“会”组织通常是个体家庭的联合，成立与经管的基础是合同。它们依靠集体的合意实现着自治，去应对乡村社会不同的公共秩序。“会”作为传统社会的基础组织之一，对我们理解传统社会有着极重要的意义。通过“会”的研究，发现传统中国结社的习惯和规则，去认识传统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规则建设能力，这对于理解和发挥村民自治的生命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展开全部)

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村。1997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村治书系”，计10部著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层面研究乡村治理。进入新世纪，有关成果陆续问世。为此，我们准备以“乡村治理书系”将这些成果统合起来，并奉献给社会。这套书延续了“村治书系”重实证研究的风格，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由此也可以反映我们的研究正在步步深入。

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村。1997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村治书系”，计10部著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层面研究乡村治理。进入新世纪，有关成果陆续问世。为此，我们准备以“乡村治理书系”将这些成果统合起来，并奉献给社会。这套书延续了“村治书系”重实证研究的风格，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由此也可以反映我们的研究正在步步深入。

《财产关系与乡村法秩序》是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丛书之一。该书以田野调查和区域社会研究为基本视角，试图解释20世纪中国财产关系与乡村法秩序历史变迁的实践逻辑。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内容包括：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反抗与惩罚——20世纪50年代嘉定县乡村的犯罪与财产法秩序，私产的发育和共有的习惯，乡村纠纷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法律史和法律人类学相关研究评述，乡村法秩序的再生产——山东郜县的房产和宅基地纠纷，公产与私产之间——“公社”解体之际的村队成员权及其制度逻辑，乡村房产纠纷中的成员权及其实践逻辑。

司法活动是官与民的共同实践，联结国家与社会，是对历史进行整体性观察很好的切入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肇建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多元法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元朝统治下的法律制度与前代相比产生了鲜明的特色，地方司法运作接续与变奏交杂。本书借鉴法律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分别从制度中的司法—实践中的司法—社会中的司法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元代地方司法的制度变迁、实践状态和社会图景，力图对元代的司法运作与地方社会进行整体性理解。

司法活动是官与民的共同实践，联结国家与社会，是对历史进行整体性观察很好的切入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肇建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多元法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元朝统治下的法律制度与前代相比产生了鲜明的特色，地方司法运作接续与变奏交杂。本书借鉴法律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分别从制度中的司法—实践中的司法—社会中的司法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元代地方司法的制度变迁、实践状态和社会图景，力图对元代的司法运作与地方社会进行整体性理解。

本书以一个乡镇近十年来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基层组织的策略主义应对作为分析对象，理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行为逻辑、政治属性，进而理解基层政治的运作及性质。进而从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的三层关系中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政权建设这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讨论。